行業洗牌期迎分類制度安排 券業新格局漸行漸明

  周楠

  [證監會上周五(7月5日)晚間發布《證券公司股權管理規定》及相關配套規定,主要內容包括券商將劃分為專業類和綜合類、各類股東門檻確定、控股股東相關資質到期不達標強制轉型,并重啟內資證券公司設立審批。]

  [業內人士認為,這將推動券商分類管理,鼓勵專業類券商發展,綜合類券商做強,加速券商分化。]

  券商業務特色化、差異化經營,內外資開放同步進行……上述證券行業討論已久的問題,在近日迎來制度上的明確規定。

  證監會上周五(7月5日)晚間發布《證券公司股權管理規定》(下稱《股權規定》)及相關配套規定,并重啟內資證券公司設立審批。整體來看,重點內容包括:券商將劃分為專業類和綜合類、各類股東門檻確定、控股股東相關資質到期不達標強制轉型。

  規定落地,市場擔憂一定程度上消解——此前市場對于征求意見稿中控股股東凈資產、近3年營收“兩個一千億”高門檻的擔憂。同時,業內曾猜測隨著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邁進,從公平的角度也將對內資放開。

  上述猜想得到證實。證監會在答記者問中表示,證券公司對外資開放,必然涉及對內資開放,重啟內資證券公司設立審批,有利于引進優質內資股東,推動證券行業充分競爭。

  券商行業進入兼并重組階段時,監管政策正式出爐,制度疊加市場的雙重影響下,券業將如何發展?更深遠的影響是,券商行業的改革是資本市場改革中頗為重要的一環。

  業內認為標準仍較高

  與征求意見稿相比,正式發布的《股權規定》,變化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進一步明確對證券公司的分類管理安排,證券公司將分為綜合類券商、專業類券商。上述分類以券商業務為依據,綜合類證券公司除傳統證券業務外,還包括股票期權做市、場外衍生品、股票質押回購等復雜業務。類別的不同也決定了監管對此要求不同。

  “對于從事的業務具有顯著杠桿性質且多項業務之間存在交叉風險的證券公司,由于資本消耗較高,與其他金融體系聯系緊密,外部性顯著,要求其主要股東和控股股東需具備較高的管控水平和資本補充能力。”證監會表示。

  其次,下調綜合類證券公司的控股股東、主要股東資產規模和營業收入要求。此前征求意見稿刪除了控股股東“最近3年主營業務收入累計不低于1000億元”、主要股東“最近3年營業收入累計不低于500億元”要求,此次調整為“總資產不低于500億元人民幣,凈資產不低于200億元人民幣”。

  最后,適當調整單個非金融企業實際控制證券公司股權比例的要求。單個非金融企業實際控制證券公司股權的比例由此前的“不得超過1/3”上調到“不得超過50%”。

  此外,證監會表示,綜合類證券公司和專業類證券公司之間可以互相轉化,同時做出5年過渡期安排,明確了現有綜合類證券公司的控股股東達不到《股權規定》條件的,給予5年過渡期,逾期仍未達到要求的,限制部分業務開展。

  北京某中型券商首席非銀分析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之前市場討論最多的是“兩個一千億”的標準和是否會實行“新老劃斷”。

  “標準降低之后,其實標準也是比較高的,我們了解到很多公司還是有壓力的,而且還有5年連續營業的要求。”他表示。

  倒逼改革,券業分化加速

  重啟內資券商設立,將會帶來什么影響?業內人士認為,推動券商分類管理,鼓勵專業類券商發展,綜合類券商做強,加速券商分化。

  此前,業內普遍認為,龍頭券商在投行業務上具有優勢,而投行業務或“顆粒無收”的中小券商轉道自營和經紀業務,同時應采取差異化、特色化經營策略。

  “(差異化經營)從制度上得到了確認,也是監管一直鼓勵的方向,現在強化了這個規定。明確提出希望證券公司具有差異化競爭策略。”上述非銀分析人士認為。

  他同時提到,在業務同質化嚴重的情況下,“有所退出”也是部分中小券商不得不選擇的方式,此次的規定從股東層面倒逼券商進行特色化經營。

  “很多中小券商股東不符合凈利潤、資本金等要求,這意味著該類券商在很多業務上要‘有所退出’,尤其是杠桿類業務,比如股權質押、場外期權等等,把核心動力集中在比如自營、經紀等幾塊。”該人士表示。

  東北證券研究總監付立春表示,《股權規定》的出臺是監管層根據市場實際情況,證券行業的發展情況進行的一個更新。同時,在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的背景下,新的規定給予更多券商進一步競爭和發展機會。

  “挑擔子”:承擔資本市場改革任務

  《股權規定》發布后不到兩日,中國證券業協會執行副會長安青松在周末的一場論壇上即談及,并表示“這是一個重要的嘗試”。

  “上周末證監會發布了有關券商的管理辦法,里面提出了把券商分為綜合類和專業類經營的不同的激勵方向,這是一個重要的嘗試。”安青松表示。

  他同時提到,在擴大開放的同時,首先要深化改革。“我們要有我們的給國際慣例接軌的制度體系去跟國際接軌,這是重要方面。我們要新設券商,不僅國外可以進來,境內也可以新設。”

  改革的緊迫性何在?他以投行業務為例,并援引數據談道,“去年我們協會開展調研,從行業征集如何促進投行高質量發展的建議,我們收到了70條建議,其中20%的建議是現行的法律制度有障礙,有30%的是行政監管需要進一步放松管制的建議,我們要打造跟國際一流投資銀行有競爭力的投資銀行體系,可能還需要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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