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水土不服”到“鯰魚效應”:中外合作大學進入收獲期

  對于即將開始報志愿的高考生們而言,會放棄那些百年歷史的“985”名校,轉投只開辦了幾年的中外合作大學嗎?目前,這種選擇正在快速增加。

  2004年,英國諾丁漢大學與浙江萬里學院合作的寧波諾丁漢大學正式創建,開創了中國高等教育與國外高等教育資源相結合的先河。

  截至目前,教育部批準的中外合作大學共9所,包括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昆山杜克大學、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上海紐約大學、溫州肯恩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北京師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均具備獨立法人資格。

  采取綜合評價體系進行本科招生,不再唯高考分數論英雄;本科入學時不分專業,學生可在學習一段時間后根據個人興趣和特長再自主選擇,或者轉換專業的門檻很低。這些對中外合作大學的本科生幾乎是一種“常態”。

  這9所國內高等教育的“闖入者”曾遭受水土不服的質疑,但從招生來看,一些中外合作大學的生源正越來越好,甚至已吸引到高考狀元,從產出來看,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進入世界名校深造。

  這9所新型大學,能否成為“鯰魚”,攪動中國高等教育體制?

  “不出境留學”是什么體驗?

  2017年,張可可(化名)在重慶參加了高考,比一本線超出了30分。

  這個分數略有些尷尬,選擇面其實并不大,能去一些張可可以前沒聽過的211高校,最后,她索性選擇了西交利物浦大學。

  西交利物浦大學位于蘇州,由西安交通大學和英國利物浦大學于2006年合作創立,在重慶以及中國的絕大多數省份,采取高考統招的錄取方式。

  “西交利物浦的知名度雖然不高,但QS世界大學綜合排名在前900,而且利物浦大學的QS排名在100多,將來申請國外的研究生會有優勢。”張可可說。

  順利被錄取的張可可,對學校最大的印象是自由:每周只有18個小時的課時;大一結束后可以自由轉專業,除了會計、經濟、建筑等少數專業之外,其他課程隨便選;宿舍里可以添置洗衣機、冰箱之類的大家電,也沒有輔導員、宿管的“管束”。

  但這并不意味著大學生活很輕松。張可可說,圖書館、教學樓基本每天都會被占滿,英國學校打分很嚴格,滿績分數是75分,想要上70分甚至65分都非常難。18個小時的課時之外,同學們大多數都在抓緊自學。

  如同張可可一樣,大部分人都想好了將來要申請國外的學校念研究生。張可可說,“不想出國讀研的人應該很少。”

  根據西交利物浦官網的消息,2018屆畢業生中,超過86%選擇了留學深造。

  張可可說,大一上學期,除了英語課之外用中文授課,到了大一下學期,就開始全英文授課了。學校有30%的外籍老師,中國籍的老師也基本有在英國留學的經歷。對于想要出國深造的學生,這樣的大學經歷可以幫助他們將來更好地適應。

  “國際化”無疑是中外合作大學最顯著的一個特征。對于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學生們而言,本科期間世界名校就已經“觸手可及”。去劍橋大學、杜克大學上暑課,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交換生,甚至去美國的學術會議上做演講,成為很多學生擁有的經歷。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曾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介紹,我們的對外交流做得不錯,跟國外包括明尼蘇達大學、劍橋大學、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在內的學校建立了聯系,學生可以去交流、學習;在師資招聘方面,引進了大批的優秀教授,在教授水平方面,我們的標準是向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看齊。

  諾獎得主給本科生上課

  如果以錄取新生的高考分數作為標準,中外合作大學的生源呈現越來越好的趨勢。

  今年4月,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的永久校區竣工,學校進入了招生的第三個年頭。該校校辦主任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從過去兩年的招生情況來看,在廣東以外的省份,錄取學生的高考分數,基本比一本線高出80-100分。

  2018年昆山杜克大學首次招收本科生,當年就吸引了山東省的理科高考狀元。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從2014年開始招生,從2018年的生源情況看,理科平均分超過各地一本線133分,文科平均分超過各地一本線82分;15個省的文科最低錄取分排位在前0.5%,15個省理科在前1.5%以內,英語平均分高達138分。

  徐揚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招生的整體情況一年比一年好。

  除了國際化程度高,重視本科生教學,是徐揚生認為中外合作大學吸引力越來越大的主要原因。他說,“我們每一年會更新教學內容,因為世界科學、經濟形勢是在不斷發展的,教育也不能一成不變。在一些學校,80%以上的教學內容是30年前的東西,這在我們這里是絕對不允許的。”

  一些中外合作大學定位是“小而美”,招生規模不大,但同時又有著雄厚的師資,這使得本科生的小班教學、課堂上高質量的雙向交流成為可能,甚至,低年級本科生已經能夠給教授做研究助理。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辦公室副主任朱建征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校長、副校長乃至諾貝爾獎得主都在給本科生教授課程,這在很多學校是不可想象的。

  相對應的,9所學校的學費從4萬到十幾萬不等,相比國外高校并不高,動輒是國內大多數公立大學的數倍不止,當然一些學校提供了一定的獎學金。

  畢業生的去向,進一步釋放了中外合作大學的品牌效應。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迎來經管學院的268名首屆本科畢業生,據學校披露,63.64%的畢業生攻讀QS世界大學排名前50大學的碩士/博士學位;直接就業的87人,工作單位集中在大型跨國企業和獨角獸企業,平均年薪13.75萬元。

  “國內的中外合作大學的勢頭應該是非常好的,目前大家科研的成績都還不算出色,但是對人才的培養重視程度是很高的。”朱建征說。

  “現階段,我們先把人才培養好了,這是一所大學的立校之本。”朱建征說。

  高等教育改革的“催化劑”

  對于學生而言,中外合作大學提供了介于念國內高校和出國留學的第三種選擇,而對于中國高等教育而言,中外合作辦學被寄予帶來競爭的期待。

  西交利物浦大學執行校長席酋民曾表示,中外合作大學的核心目標是通過引進中外合作辦學資源,去改進國內的高等教育狀況。這些學校不希望成為國際學校的分校,也不希望成為國際學校的一個教學點,而是希望成為一所相對獨立的大學,一所世界認可的國際大學。

  席酋民說,中外合作大學雖然在數量上僅是國內大學的冰山一角,但對發展新型教育理念卻起著極為重要的探索作用。和早期的中外合作企業一樣,相當于在羊群里放了幾只狼,通過這樣的中外合作大學來喚醒更多學校。它并不僅僅是對中國目前高等教育的一個簡單補充,更像一種“催化劑”,像高等教育面團里的“酵母粉”。

  從錄取方式來看,中外合作大學不再“唯高考分數論”,大多數本科招生采取的是綜合評價模式,高考分數占50%或60%的比重,其他的看考生在學校組織的綜合測試中的表現以及高中學業成績。

  以上海紐約大學為例,學校創立了“校園開放日”招生環節,于每年春節后舉行,主要通過模擬課堂、英文寫作、團隊活動、個別面談等環節,全面評價學生各方面綜合能力和素質,全程用英語進行。

  其他方面,朱建征介紹,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自立校開始,就是本碩博一起招生的;只要教授有相關的資源,招收碩士、博士相對不受限制;研究生招生參照的是國外的申請制,學生要有雅思、托福成績。

  有樂觀的觀察者認為,中外合作學校就像一條鯰魚,能夠攪動本科教育體制,讓大學之間真正地競爭起來。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一貫主張高校要有多樣性的招生標準,打破單一的評價體系,但他表示,如果僅僅靠現有的這9所學校,效應有限,“它們的招生總量在中國高校中占比還比較小”。

  未來中外合作大學的規模會不會繼續擴大?儲朝暉說,國外一些頂級大學已經經歷了規模擴張的階段,來到中國開分校的動力并不是很強。已有的9所中外合作大學,其實很大程度是靠一些特殊因緣來推動的。

  “應該說教育開放的大趨勢是不變的,但具體辦一所學校,還要取決于動機、可操作性以及合作之后的效果評估等,并不容易。”儲朝暉說。

  朱建征也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中外合作辦學還存在很多問題,包括體制的對接、辦學模式的沖突等。“很多東西只能一步一步來,我相信,教育會越來越開放。”朱建征說。

  (編輯: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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